張斌
從普通人的奮斗歷程來展現故鄉的歷史變遷，特別是從故鄉某種傳統產業發展歷程來反映歷史，體現厚重的地域文化，書寫鄉愁和謳歌故鄉人文歷史的長篇小說創作，是當下作家們的一種自覺追求。紫陽作家世君歷時十年，創作出版的長篇小說《天漢茶商》就反映了這種自覺的追求。
宏闊歷史視野下的百姓生活
長篇小說《天漢茶商》講述的是紫陽三個茶商家族的爭斗，小說從天漢茶莊鄭德昌寫起，又用倒敘的手法追記了鄭家與另一個茶商家族賴家因斗茶結仇的過程。小說從矛盾和爭斗寫起，一開始就進入白熱化。賴家賴武吉因斗茶失敗心情郁悶，過江占卜問卦又溺水而亡，兩家結下世仇，從此爭斗不休。后來，又因鄭德昌與銀九月的婚事不成，九月因愛生恨，再次產生矛盾沖突，銀家與鄭家相互擠對競爭，構成茶商同行間此起彼伏的斗爭。小說以天漢茶莊鄭氏家族百年興衰榮辱的滄桑沉浮為主線，以茶商同行擠對競爭為輔線，以茶商家族的矛盾糾葛為暗線，在富裕與貧窮、興旺與破落、誠實與狡黠、守舊與開明、真情與偽善的矛盾碰撞中，演繹紫陽茶人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
在小說的敘事中，發生在那個年代的很多大事都有描述，八國聯軍戰爭中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改朝換代和軍閥混戰，土匪橫行、苛捐雜稅，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這些歷史大事件構成了小說的骨架，而作者以歷史大事為背景，從百姓的日常生活出發，對晚清和新中國成立前期生活在紫陽的人和事，創業故事，家長里短娓娓道來，構成了宏大的歷史視野下的敘事。所謂的宏大，并不單指時間跨度長，涉及人物多，它還包含了“質”的宏大，比如包羅萬象的生活，又比如敘寫方式的多維度，映射出來的是一個地區，一段歷史的全景。在歷史長河中，流淌著無數故事，每一滴水都承載著歲月的痕跡，映照出往昔的風華。晚清因多次戰敗贖款，苛捐雜稅眾多，鄭家剛交辦完成貢茶，一分銀子沒收到，又被攤下幾百兩賦稅；紫陽新兵訓練，在頭半年又派給茶商四次捐款，這樣的困境，茶商只能奮起反抗。鄭德昌之父鄭天漢帶領茶商抗捐，賴家之子賴本宅趁機告密，終使鄭天漢慘死。類似的故事在地方史志都有記載，這樣的故事和情節自然有真實感。而生活故事與歷史大事件相互交融，整部小說有骨架，有血肉，產生出蕩氣回腸的藝術效果。作者用真實的生活細節和渾然一體的陜南風情，將小城的歷史軌跡展示在讀者面前，是作者對這場歷史的人文解讀。
小說在展現重大歷史事件的同時，又能表現出歷史的復雜多重，反映出重大歷史事件與普通人生存與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體現出成熟的創作思考和美學理念。《天漢茶商》是一部很難用某一主題來概括的作品。這是一部寫家鄉、寫中國、寫歷史的作品，也是一部寫理想、寫兒女情長、寫家國情懷的作品。
民俗文化的展現與支撐
長篇小說《天漢茶商》另一個特色，是以地域文化的描寫彰顯地方文化色彩。小說中大量嵌入地域文化，包括漢水流域自然生態文化、漢水商幫文化、民俗文化和茶文化。這些文化的植入都是在對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實描寫中，不經意間展現出來的，是對百姓日常生活更為深刻地反映。在當時，這些文化都是“活態文化”。所謂“活態文化”，就是存在于百姓生活之中，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比如一方一土的風俗習慣，一方一土人情世故，這些文化豐富了百姓生活，與百姓生活密不可分，是百姓生活的黏合劑，甚至是百姓生活的全部信仰。
小說在敘述鄭家“玉葉迎春”獲封貢茶，非常自然地介紹了其加工制作工序；對紫陽炒青、紫陽綠茶、紫陽白茶及紫陽紅茶制作工序以及茶藝和紫陽茶在百姓生活中的地位都進行了較為翔實的介紹。在小說的情節推進和故事發展過程中，對苞谷釀酒的過程、霉豆腐的發酵制作、陶制壇子泡酸菜的工序；紫陽特色三轉彎葷素搭配、涼菜、熱菜、湯菜進入宴席的前后次序等，都進行了較為全面地描敘。小說對水磨坊、船幫、腳夫生活細膩逼真的一一展現，十分妥帖，符合故事產生的時代語境。對地域房屋建筑風格，楹聯的裝飾布置等的描寫，一方面使小說厚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緩沖情節的作用，當讀者沉迷于激烈的矛盾沖突時，能讓讀者的心情得到舒緩和調節。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文學是文學，文化是文化。文化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學則是通過文字形象地反映生活的一種藝術；因此小說首先是敘事性、形象性，是通過對人對事的描寫來反映生活，抒發作者的感受見解。大量的地域文化的植入，對反映百姓生活固然有益，但也極具冒險性，稍有不慎，就會寫成文化資料的堆砌。一旦文化資料沖淡或淹沒了故事和情節，“死板”的知識性的“就物論物”式介紹也就損害小說的藝術性。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用數學的黃金分割法來確定一部長篇小說中能夠植入多少地域文化，但長篇小說《天漢茶商》給我們提供了經驗和借鑒。這部小說能夠成功地植入大量的地方文化元素，首先是它植入的是大量“活態文化”，表現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信仰。其次它把地域文化的介紹與小說情節緊密相連，比如在描寫鄭德昌結婚時植入婚俗文化；給鄭家老夫人辦喪事時，自然的有了燒落氣錢、穿老衣、燃長明燈等情節設置以及地方民俗文化的點綴。即使不是“活態文化”，如貢茶文化、茶馬貿易等歷史文化的介紹，作者也努力地把文化介紹與小說情節緊密聯結，對貢茶的介紹是因為鄭家歷代生產貢茶；對茶馬貿易和茶馬古道的介紹則是因為鄭德昌要運茶入甘，是在通過其與岳父交談的情節設置中體現的。在這些文字中，我們讀到生活與興趣，讀到建立了愛與興趣上的品位、把玩。這是因為作者在敘說、描寫的細枝末節中透露出的傾注在人、事、物中的理趣、智巧、情感、思想。“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在所有這些故事和情節敘說、描寫的前提下，地域文化的植入與小說情節彼此間是有機的、互為作用的聯系，這樣就豐富了小說的文學性，也更好地體現出地域文化的特質和內涵。正如作者在后記里所寫：“充分地展示出地域文化對社會進步、商貿發展的影響力。”
對于地域文化的書寫，也是作者文化“鄉愁”的一種體現。作家是土生土長的紫陽人，熱愛并熟悉這方土地，又擔任過很長時間縣文化旅游局負責人，對家鄉的文化更是頂禮膜拜。他的性格和學識自然能使眾多的地域文化像毛細血管深入肌膚一樣，密布在小說的故事與情節中，精微而有形象地展示了他筆下的文學版圖，使小說所書寫的生活更有韻味、更加深刻。
歷史的重構與文化的反思
好的小說要貼著人物寫，而人物是走不出特定時代的。以鄭德昌為例，小說通過運茶入甘、組建船隊、改秤破局、焚茶揚名等章節，講述他遇事不亂，沉著應對，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表現出這個紫陽茶人的機智與頑強；又通過他組織茶商抗捐、為災民施粥等情節，表現他的大義與善良；再通過他在襄陽的“紅顏知己”表現他的本真性情；面對水生與賴四相互勾結，企圖掠奪茶莊財富，他以惡制惡，將水生騙到銀庫害死，展現了他一個熱血男人的冷酷與殘忍。小說既張揚他的優良品德，也突出了他人格的缺陷，避免了人物的臉譜化。
小說其他人物的塑造，如水生的精明能干與貪婪、冷酷；彩青、艾草兩代少夫人既有凄慘的命運，又因欲望而紅杏出墻；賴四用鴉片麻醉控制乾文，乾文不能人倫而尋求借種有后；艾草為了主宰鄭家財產陷害老管家；而苦茶為了圖謀財產勾引艾草又謀害她等等。這些人性沉淪與墮落的悲劇，都展現出人物的復雜性，所有的人物也就鮮活而立體，也符合當時的特定的歷史環境。小說以鄭德昌悵然離世，仇家賴四被新政府槍決而告終，隱喻著世紀變局中天漢茶莊再次衰敗的必然命運，符合歷史邏輯。作者沒有對人物的價值作出判斷，但通過故事情節的展開、瑣碎細節的描寫，挖掘出了最深層的人性，使得讀者能從不同角度去同情和理解那些立體而鮮活的人物。
晚清至新中國成立前，陜南地區的兵連禍結、自然災害、饑餓與死亡等等敘述，將紫陽茶商的經營史與時代動蕩鏈接，在歷史的隱形背景之下，作者通過文字徐徐展開故事與情節。無情的時代改變了鄭德昌的命運，一個讀書人本來可以走科舉之路，但由于父親的慘死，他只能棄學從商；而他那個不愿讀書的兒子，本可以順利地接班從商，卻因鴉片泛濫以及賴四的教唆染上毒癮不能自拔；經營水磨房的符興財也因嗜賭敗家，以到至于窮困賣女，改變了兩代人的命運；采青、艾草這些窮家少女向命運做著不同程度的妥協，尋找著各自的不同活法。小說中的眾生相，其實是眾生掙扎相，也正是在掙扎生活的過程中，“生命”的力量便愈加凸顯出來。正如電影《狂怒》中的一句臺詞：“理想是和平安寧的，歷史是殘暴不堪的”。作者對生命的哲理思考隱含在文字之中，對于歷史進程中人性的探討和拷問則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反思，這種書寫抵達歷史文化裂變中的倫理道德與人性本質。
作家沒有經過書中所寫的年代，又為何能將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前的人與事寫得這樣鮮活？我們在小說的后記中找到了答案：“我只能憑縣志和民間傳說的一鱗半爪與只言片語，來推想構筑那個時代的風物故事。用現代人的感情來寫茶鄉的過往”。原來他是從方志內容的非虛構引渡到文學的虛構，拓展和豐富方志記敘內容。難怪我們在書中看到的一些人都非常熟悉，包括紫陽駐軍的將領、土匪頭子以及活動的地下黨人，都似曾相識。只是在小說中化了名而已，比如紫陽歷史上有名的土匪周華堂化名為張華堂等等。這種結合非虛構與虛構的寫作方式，不僅讓虛構的故事更加真實，還拓展了文學的表現力。作者借鑒方志體長篇小說的敘事經驗 即是對傳統敘事資源的守正創新，也實現了以微地域和小人物，映射出大時代的風云變幻與轉型變遷的宏大敘事。
作者在藝術上的探索，包括在思想上的深入開掘，讓讀者感受到長篇小說創作的新氣象。這是一部具有冒險精神和探索性的作品。小說對人生極端境遇、人性極致狀態、情感極限情形的描寫，對尖銳矛盾沖突的化解與救贖的表現，產生出不同凡響的內在力量。小說不僅展現了歷史的動蕩與變換，還彰顯出作者對于歷史的整體性思考。
結束語
作家從地方史志和傳說出發，考察故鄉歷史上普通人的創業與生活，苦樂與生死，書寫故鄉的歷史進程和發展變化。任何個人的命運都無法脫離社會現實，可以說，國家的命運、故鄉的命運決定了個人的命運。在歷史大變局中，每個人都面臨著各自的“難題”。作家從人文關懷的立場出發，一方面，通過宏大歷史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敘事和地域文化的呈現來書寫自己的思考和創作，他不是簡單的再現歷史，還原歷史，而是創造出一種歷史的可能，構建了一段紙上的，立體的故鄉歷史。另一方面，他也關注時代風云沖擊下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關注他們內在心靈的震蕩，并從人性的角度去書寫他們的善良與邪惡。維克多·弗蘭克爾說：“人性中既有善良，也有邪惡，但最終決定的是一個人的選擇。”
《天漢茶商》這部長篇小說同時展現出了人性的幽微和閃光，讓讀者在二者的張力中感受到人性的沖突，感受到善惡的力量，感受到選擇的艱難，以及作者“救世”般的人文關懷。整部小說以地方性來展現獨特性，以民俗文化的描寫彰顯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語的大量使用體現藝術個性，這種創作上的選擇，也讓小說的藝術性得到進一步的彰顯，可資可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