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崇慶
在距離漢江邊的呂河街道，三十多里的巴山南坡，有個自然村，叫“金星”大隊，后來叫李家溝村。1969年，父親母親背著一竹背簍鍋碗瓢盆，手里拉著，懷里抱著大姐二姐，以知識分子再教育的名義，從呂河街道下放到這里，插隊落戶。1970年，石榴花正紅的5月，我在這遙遠的小山村，呱呱墜地。
我們的家，小地名叫“庵上”，是個向陽的山坡，三間石頭房，用參差不齊的石板覆蓋著，石板與地面之間，是用粗粗的木頭搭成的房架，房架上密密麻麻地排著竹棍，上面攤晾著苞谷穗子和紅薯片子。屋內的墻面，用泥巴裹著麥糠糊得平平整整。大門外的院壩邊上，原有個一丈多長的白火石，像極了家用的簸箕，一下雨，“簸箕”里集滿了水。我們把從溝道里逮來的小魚，放進去玩。公社的駐隊干部，對我父親說：“夏先生，這個白火石太硬，是需要勞動改造的，最好把它挖掉。”聽媽說，我小時候，得腦膜炎，發燒，說看見披著白頭發的老太婆，坐在石頭上，生產隊長和鄰居“教導”我父親：把石頭瓦塊掃把，摔在石頭上打。父親說那是迷信。他們就嘲笑父親說“小心你碰白火石”，也就是農村所說的“碰壁”的意思。后來還是隊里的醫生梁叔熬中藥醫好了我。父親便提了一升麥子，一玻璃瓶拐棗酒，一盒餅干，一斤白糖帶著我去感謝，還把我拜祭給梁叔當“干兒子”。
在給“干大”跪拜的時候，我抬眼看見一個清瘦美麗的女子，怯怯地趴在門縫里看。后來有個提著羅盤的老爺爺，從我家門前過，說“簸箕，是把糧食朝出播的，家里聚集不住財”。我父親就請人把白火石挖掉砸掉，并進行了“改造利用”。用白火石給院壩砌了擋墻。把幾塊稍微平整的有棱有角的，擺在院壩邊，供人們落座歇息。用破碎的小白火石塊砌了個方方正正的雞圈和壘了酒灶。十幾只蘆花雞，打鳴，踩蛋，嘰嘰咕咕地低頭覓食。黃狗子黑貓或悠閑地踱步，或逗惹的雞群撲棱棱飛到樹上。一進冬，父親就架起酒井子，開始燒拐棗酒。路過的人，都要接一陶瓷缸溫熱的現釀的酒，仔細地品著，然后，長長地呼出一口酒氣，說“夏先生也能釀出好酒啊”！留著三七分頭的父親，特別高興。喝著酸菜拌湯，吃著紅薯，高興地唱著：“公社是一只常青藤，社員都是那滕上的瓜。”因為他的勞動成果，受到了農民兄弟的肯定。院壩外邊的土棱上，種了一圈的向日葵，生機勃勃是父親的新生，向陽而生的是父親他們那一代下放農村知識分子的忠心和寓意。
生產隊給我們劃了一塊自留地和一面山自留林。學著隊里其他社員的樣子。他笨拙地在腰上，綁了一只糞筐和一只種籃。那一手抓糞，一手拋麥種種地的場景，永遠鐫刻在記憶深處。他種南瓜，挖很大的窩子，用小灰雞糞拌南瓜子，說是壯肥還可以殺蟲。秋冬時節，金黃的土黃的長的圓的南瓜，靜靜地躺在屋角。散發著富庶的光芒和清香。
在回呂河街道辦事的時候，他就背幾只，贈給我的幾個城里叔父。還栽十幾兜子旱煙，用菜刀切成細細的絲，放在竹篩子里，那些做活路過的，客人歇腳喝水的，都隨便地捏起一撮，用撕成長條的紙，卷成大喇叭煙吸。
有一年春，他不知在哪里弄了幾十苗泡桐樹，栽在房前屋后和自留林里 。五十年后的某天，我重回“庵上”，都是木桶一樣粗了，枝葉濃密，亭亭如蓋矣。鄰里吃水，要到很遠的西溝去挑。在我們自留地不遠，有塊洼地，常常潮乎乎的，他就試著不停地刨。終于有水汩汩滲出，他就用石頭圍一個水泉。還找來十幾株柳樹，圍著水泉栽了一圈。我逮了只小土鱉和幾只小魚，放進水泉里。幾十年過去，那些柳樹因水的滋潤，枝繁葉茂。而泉水，因了柳樹的福蔭和水土保持，依然晝夜不息地吐著清澈的水泡。不知那土鱉還在嗎？不知那小魚還在嗎？若在，應“北冥有魚”，不知其為怎樣的鯤和鵬了。
門前的白火石凳子，被一茬茬落座的山民們，磨得溜圓，磨成了父親圓滑的處事。見人就微微點頭淺笑，若見了公社和大隊干部，更是卑微地又是遞煙又是端茶。也因為他是下放到隊里的5家之中，唯一高小畢業的 ，父親被大隊任命為會計，管理著人們的出勤工分，折合的錢糧和收益的分配等。一到臘月，我家院壩就聚滿了人。父親一邊瞅著賬本，一邊啪啪地撥著算盤珠子。始終掛著那份謙和卻又掩飾不住得意自豪的笑。好像還記得他一邊給人開具領糧領錢的單子，還不忘叮囑人家：“你們娃多，林哥今年害病，工分少，把明年的苞谷，先預借20斤，度個年。”“你要好好出勤啊，大光光的小伙子，一年才不到一百個工分，吃啥？用啥？”人們拿著蓋著父親章子的條子，到大隊部去領糧錢。說：“老夏這人，賬算清，心好。”還記得有年冬天，河南來了個雜技班子，十幾個人，衣衫襤褸，面容菜色。父親熬了一大鍋白菜豆腐麥面疙瘩湯，蒸了幾大盆雜面饃和紅薯，那些人捧著饅頭噎著喉嚨饑不擇食的樣子，和那個班主臨走時，要給父親磕頭下跪，被父親一把攔住的畫面，永遠留在記憶深處。
后來，家里相繼添三妹和五弟六弟，僅靠工分，難以糊口全衣。我穿過兩個姐的衣服和鞋。一毛五一雙的塑料涼鞋，鞋底子斷了，就用粗麻線縫住。鞋耳子斷了，就把相鄰的兩節，緊緊地捏在烙紅的火鉗片上，等滋滋燒地冒煙，猛一抽火鉗子，就焊接成功。父親就在李家溝，辦起了第一個代銷店。父親母親和兩個姐，從呂河街道的供銷社，背回煙酒糖醋，針頭線腦，掙一分兩分的差價。九分錢的“經濟”， 一毛一的“羊群”煙，還有一塊二一斤的散拐棗酒，多銷而薄利。山民們常賒賬，也有用白菜蘿卜交換抵賬的。父親也不過多計較。他常說“謀一口衣食，都有作難的時候”。
15歲那年，我考上安康師范學校。一溝兩岸，山前嶺后的人，都來賀喜。僅土豆腐，就收了20幾副。那不是我的排場，那是父親的好口碑和好人緣；17歲那年，政策號召我們回城。在呂河街道臨時搭建的彩條棚里，20幾個送行的叔和姨們，就著榨菜絲、方便面，還喝了一壇子柿子酒。那年秋天，十幾個李家溝的叔和姨，背著用蛇皮袋子裝滿的麥子和豌豆，步行三十多里，送到呂河街道，我們的新家。聽媽說，父親哭了。他是個性子很硬的人，很少見他哭過，特別是在身心俱苦的下放年月。
回城又是三十多年，我們曾經的家，那三間石頭石板房，早已斷壁殘垣。在鄉村振興期間，因有礙村容，已被徹底拆除恢復耕種。那承包地那自留林，也不知誰家在經營著？大概率是在撂荒著，因為都進城了。可我還是常常懷念那用舊廟改造的村小學校，那光著赤腳，頂著塑料紙冒雨上學的情景；那放下書包，卸下紅領巾，提著竹筐尋豬草的情景；那逢年過節，提著用高粱秸稈制作的，紅紙裱糊的，蠟燭做亮的燈籠，東家游西家串的情景。那比我小一歲的梁爸的女兒，嫁給了誰家？兒時發小在山西挖煤，不知掙到大錢沒有？有太多的打聽和想知道。可不知問誰？鄰居多年不見，長者多已作古。問我爸我媽吧？兩個老人已過世多年，墳前的柏樹都有一碗粗了。
